姑姑的抗癌日记：电疗和化疗记（2）

西医一向都不主张戒口的。所以姑姑在经历手术之后，我并没有特意让她戒口。姑姑是老人家，想要戒虾和海鲜也随她了，她安心就好。从手术后等待电疗的一个月，我们照顾姑姑的方式就像帮妇人做月那样，减少她大动作如爬高蹲下，营养拼命补。我们并没有给姑姑吃任何的营养补品，连鸡精都没喝。只是三餐吃得比较丰富，多吃鱼和鸡蛋。一个月后，姑姑就好像出月一样，伤口全好不会痛了，还健步如飞。体重在41 kg。

电疗期间，三餐还是继续吃得丰富。可是到了电疗第三个星期（11次化疗开始），副作用开始了，人开始变的没胃口。每个星期的复诊量体重，体重开始下降。医生也只能鼓励姑姑多吃一点避免体重越来越少。因为姑姑不能正常进餐了，我们也开始给姑姑喝营养奶粉来补充营养。由于造口排出来的粪便和以前肛门排出来的粪便不同，我们也因为没经验，不懂得分辨正常排泄的粪便和腹泻。就算医生之前有请我们注意可能发生的腹泻情况，我们也浑然不觉。后来发现腹泻时，已经是第四个星期了（即第16次电疗）。医生赶忙开了止腹泻的药给姑姑。可是一连吃到了第20次化疗，腹泻情况还是没有止住，体重是跌到了39 kg。我们原本以为这是电疗的副作用，只是继续吃医生之前开的止腹泻药。直到医生在姑姑的验血报告里发现钠元素（盐分）过低，这才发现腹泻太过严重，严重脱水，要马上送院。

吓死了宝宝了！接过了医生的入院信，我们就赶忙回家收拾住院用品，赶往医院去了。办好了入院手续，医生来了嘱咐，跟我们解释说政府医院开的止泻药对姑姑完全没效，得换另一个牌子的止泻药才行。不过新的牌子的止泻药政府医院并没有提供，请我们家属自行到药剂行购买。听到这里我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什么叫政府医院没有药？我们要自己买药？医生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没办法，新牌子的药物价格比原本的较高，所以医院在经济考量下便没有提供。明了的点了头，我也便冲到药剂行买药去了。在药剂师的推荐下，我也买了一些pro-biotic的supplement，好让姑姑早日康复。

还好还好，姑姑吊了三天的盐水点滴和止泻药，总算完全康复了。还有五次的电疗仍然要继续。继续多三次的电疗以后，腹泻的情况又回来了。医生说，既然只剩下两次，那就算了，无谓那么辛苦了。医生请姑姑回去什么药也不用吃，好好地休息上一个月再回来复诊。在休息的一个月里，我严格地监督她腹泻的状况和注意饮食。医生甚至写了信引荐我们到医院的营养治疗师那里。营养师算了姑姑的体重身高，仔细问了她的饮食。发现无大不妥。认为我的为她提供的食物营养充足，只是因为上次的腹泻流失了大量的营养和水分才会体重下降。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饮食方面，就维持现状了。

一个月后，从姑姑的验血报告评估，医生决定给姑姑继续进行药物化疗。这一次，Xeloda的分量加重了。以连服14天的药物+7天休息为一个疗程，姑姑必须完成6个疗程，总共126天。
和之前的电疗一样，前面的连个疗程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等到完成了第三个疗程（即63天后），发现姑姑有Xeloda的副作用，即手脚指脱皮和焦黑。医生除了开一些药膏给姑姑舒缓手脚脱皮的疼痛之外，只请她继续忍耐。完成了第4个疗程以后，医生再次看了她手脚指的情况，决定让姑姑停药2个星期进行观察。再和大医生讨论有没有必要进行剩下的2个疗程。现在就静观其变吧。

待完成了她的化疗，姑姑就可以回到手术科医生那里把造口关闭，一切就能恢复正常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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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在手术后还真的是恢复得很快，谢天谢地。如此的大手术除了没有感染意外，她也只用了5天就出院了。手术主治医生听说是很棒的医生，手术后他来探访也没有表明他是主治医生，我也是看了手术报告的署名，比对于他来看访时留下的署名才知道。政府医院就在没有额外付费的情况下是没有的选择医生的。得了个好医生，姑姑也是很幸运了。另外，我家妹妹有个医生实习生朋友曾经在这手术病房实习过。据她这个医生朋友说，槟城中央医院的手术医生都是好手，要我们放心在这个部门给姑姑好好医治，着实让我们放心和踏实很多。

话说出院以后，医生让姑姑先休息一个月再回诊，主要是检查和确保她的伤口和造口都没有发炎。期间若有什么紧急事可以回来挂号或到紧急室去挂号。一个月后，她恢复的不错，便把姑姑转到肿瘤科去后续治疗。

第一次踏进肿瘤科部门（Oncology Department），吓了我一跳！天啊！人山人海。。。人潮挤满了办公室和候诊区还排到建筑物的外面来。原来我们马来西亚人真的那么多人患上癌症。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医生和医疗设备足够吗？到底要排期多久才轮到姑姑治疗啊？还好手术科的医生够义气，为姑姑的报告标上紧急处理。事实上也很紧急，医生说虽然姑姑的肿瘤切除成功，但也仅表示把眼见的肿瘤切除了而已。剩下肉眼看不见的、残留的癌细胞也必须清除，因为癌细胞组织的检验结果是stage 3的癌细胞，属于恶性。否则6个月后癌细胞又死灰复燃，前面受的手术之苦就都白费了。

我们在预约当天，面见了肿瘤科医生一番问诊以后，医生要我们稍微等待，待他们带着姑姑的病历与他们的首席大医生商量以后在让我们知道姑姑的治疗方针。结果出来了，姑姑必须接受25次的电疗，外加药物化疗。政府医院并没有电疗设备，所有的病患都必须到与政府医院合作的医院，即Mount Miriam Hospital或Pantai Hospital的放射部进行电疗。政府医院的医生会在每个星期三会驻守在Mount Miriam Hospital帮病患复诊，每个星期四则在Pantai Hospital驻守复诊。万一病患有什么闪失，医生可以马上察觉而送回政府医院处理。

姑姑的25次电疗选在了靠近我们家不到10分钟车程的Pantai Hospital。也辛亏是这里，我每天的载送才不至于如此辛苦。电疗都是星期一至星期五，周末休息两天。因为姑姑的癌细胞数量很少，不需要打那种很严重的化疗针、脱头发的那种。医生开了Xeloda这个药物，给了很轻的分量，要姑姑在电疗的当天一起吃，若无电疗当天就不必吃。医生说这样是双管齐下，癌细胞回比较容易清除。若单靠电疗或单靠化疗，治疗除了费时也功效大大减少。若姑姑还撑得住治疗的副作用，就请她继续坚持。若副作用严重了，医生再来想办法。

电疗+化疗的2个星期（即10次）姑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副作用，还显得很开心，没想到如此轻松。到了第三个星期开始，就可以感觉到副作用了。也不是很难挨的副作用，也就是胃口差一点、被电疗的下腹感觉烫烫地，应该是被电疗的电烫伤的缘故吧。放射师在电疗开始时就已经说明了这项副作用，我们一直做好心理准备留意着，所以感觉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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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第二天，我早早地回到了医院。姑姑看起来清醒很多了。可能因为还插着氧气管、营养管，感觉怎么看都很辛苦。

医院有一套了解病患疼痛指数的办法，就算和医疗人员语言不通，只要有个人可以翻译，医护人员也可以很容易知道病患到底有多痛。那就是把痛楚分为1-10级，1-3 = 不怎么痛；4-6 = 很痛； 7-10 =非常痛。只要随行家人问得出就可以了。所以我一整天都在和姑姑练习分辨她的痛楚级别，避免医护人员混淆和误会，给的止痛药/吗啡分量太多或太少。两天以后麻醉科医生认为姑姑的疼痛已经减缓，可以把吗啡撤了，让她自己吃止痛药忍着痛，这样才能恢复得快一些。要不然一直依靠着吗啡就不能出院回家了。同时姑姑的氧气管和营养管也开始撤了，代表她可以自己活动和吃东西了。

原来政府医院都会为手术后的病患提供物理治疗服务。一连三天，物理治疗师每天都回来探访姑姑一次，帮助她做肢体运动和呼吸运动。由于之前因为痛楚，医生为姑姑带上氧气管来协助她呼吸。现在避免她的肺部懒惰，得勤些做呼吸运动。除了深呼吸之外，治疗师用了一个小容器（内有小球），要能够吹起和吸起容器里的小球才可以过关。可惜，不知道姑姑是因为痛而耍脾气还是因为真的没办法，她怎么都吸不起容器里的小球。看她如此辛苦。治疗师见她勉强可以吹起小球就当她过关了。嘱咐我回家以后也要定时做这呼吸运动，避免老人家的肺部虚弱。

姑姑的手术除了切除了部分直肠，还摘除了子宫和在腹部开了造口（stoma）。所以她的腹部便有了一个长长的缝口（大约6-7寸），就像女人开刀分娩一样。只是这个缝不是生孩子而是摘除子宫。这个缝因为太大没办法用针线缝合，需要动用到类似staple的医疗钉子来缝合。就这几的钉子，就要加RM2300+。在这里真的很佩服医院的财政处理，由于医院并没有收取手术费用，我们只是要缴交这些医疗用具的费用。医院在得到手术医生所需要的医疗用具清单以后会自行联络上医疗用具公司，由这些医疗公司派人联络病患，私底下现金交易。医疗公司就会把物品交给手术医生。这样，医院的财政部就省略了帮医疗公司代收费的手续，哈哈。说起手术医生也不得不称赞他们的贴心。他们在询问病患资料时得知姑姑因为没有工作、没有结婚而膝下无子，便问她需不需要申请援助金来支付手术用品的费用，还代她填写了一些需要的表格让我转交给福利部。可惜，姑姑尚有经济能力的兄弟姐妹，福利部并不接受她的申请而作罢了。

由于造口很靠近缝合处，清理造口和换造口袋时必须格外小心。之前的几天，因为没有吃东西，只靠营养管，排泄也不是很多，都是护士来清理。现下姑姑可以自由活动和吃东西了，是时候自己清洗了。原则上，医院会派造口护士（stoma nurse）来为病患讲解怎样照顾、清洗、处理造口的。据说，stoma nurse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很缺人。一个stoma nurse要照顾很多病房的病患。所以我们一直到手术后的第五天即将出院的时候财见到stoma nurse。之前的清理都是按铃叫护士才能够清理姑姑的造口袋。我也学着清理，可是就不会换。直到临出院前，stoma nurse教会了才放心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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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要动手术前，是有很多准备功夫要做的。因为是政府医院，很多准备功夫是得亲历亲为的，就好比自己去找麻醉科医生。还真的是特别的体验啊。

到了麻醉科部门，把姑姑的资料登记好了以后，便被要求到扫描部去照胸部的X-光。之后还要量体重身高，麻醉科医生还细细问诊，再三确认姑姑对药物的敏感，以及给我们讲解麻醉的过程和怎样选择适合的麻醉方式。原本姑姑可以选择全身麻醉（general anesthesia）或者局部麻醉（epidural）的，可是后来麻醉科在和手术医生商量以后，因担心手术的痛楚会从下半身蔓延到上半身，决定用全身麻醉。另外，医生也想我们说明此次手术后的痛楚是非常人可以承受的，医生也会动用到吗啡为姑姑手术后止痛。

在手术日的前一晚，我们就得到医院报到了。经过了上次的入院，现在的check in倒是驾轻就熟了。隔天早上8点，姑姑便送入手术室了。而我就待命到姑姑的手术开始后才去吃点东西。因为医院里的手机信号会因地方而异，又不晓得手术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手术中途医生联络我，便又回到有手机讯号、姑姑的病床上等待。果然在11点多的时候，作为第二副手的一位手术医生来电请我到手术室与他见面。据医生说，直肠里的肿瘤已成功切除。不过在切除肿瘤的时候，发现部分肿瘤已经黏着在直肠后面的子宫，扫描看不到的地方。医疗团队在与妇产科商议之后，建议连子宫一起切除。妇产科医生认为子宫对68岁的妇女已经不重要所以可以安全摘除。所以医生需要家属的同意来让妇产科医生切除子宫。我签了同意书以后，我再等上两三个小时，手术才正式结束。

姑姑从手术室出来回到病床以后，可能是麻醉时间结束造成太过疼痛，那叫喊声是非常凄厉的。我一边安慰，也一边哭着求护士给姑姑接上吗啡止痛。吗啡的剂量是通过点滴输送的。可能没料到麻醉太快结束，一时间吗啡也还未衔接到点滴。待吗啡衔接好以后，得由姑姑亲自按下吗啡的按钮来输入吗啡止痛。我只能泪眼汪汪地看着姑姑痛得迷迷糊糊，也不知道那些吗啡凑效了没有。我只能握住她的手，一边抚摩她的脸然她知道我在她身边陪着她，一边提醒她痛的时候要按下吗啡的按钮。直到她的呻吟逐渐减弱，也是两个小时后的事了。一轮慌乱以后也接近傍晚了，姑姑的神志也还未完全清醒，叫喊她也是迷迷糊糊的。由于姑姑在手术后也接上了尿管、氧气管、饮料管，根本除了在床上休息意外，她不需要下床。所以我认为我已没有必要留在医院陪姑姑过夜了。我只好拼命地提醒她痛的时候要记得按下吗啡，也告诉她我要回去休息了，并嘱咐她好好的休息不用担心我在医院睡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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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

胆红素Bilirubin – 黄色物质，红血球代谢的时候产生，当它的含量过高会给婴儿带来危险。平常是由肝脏来消化掉它。可是新生儿的肝脏功能还未完全发育，尤其是早产儿，所以胆红素的水平才会直线上升。

一般，出生一段时间后（2-3星期），新生儿的肝脏功能开始成熟，胆红素自然就会散去。如果迟迟不散，多数为病理性黄疸，需要仔细检查原因。

胆红素一般不是水溶性的物质，所以喝水并不能有效带走胆红素。最好新生儿可以多喝母乳，相信母乳内的有机物可以溶解并在排泄时带走胆红素。另一种方法就是照灯，而且照的是蓝灯。研究发现，光的7个颜色谱里，只有蓝光才有效的打散胆红素，并使它转换成水溶性的物质。此时喝水并排泄便可以有效带走胆红素。如果没有照灯，晒太阳也是办法之一，因为光里有蓝光，不过只适合轻微黄疸的出生儿。阳光含有很多紫外线，防范措施一定要做好如遮盖眼睛和阴部，均匀地晒并避免晒伤。如果照灯不能有效去除胆红素，换血就是最后的方式。

除了新生儿的肝脏功能未成熟而导致黄疸，其他的原因包括营养不足（缺乏母乳）或与排斥母体抗体（血型不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肝脏功能成熟得比较慢。如果妈妈的血型与孩子不合，造成新生儿的红血球被妈妈的抗体（antibody）破坏，也会产生过多的胆红素。

姑姑的抗癌日记 - 医院留医记

因为结肠镜的镜头只进入了2-3 cm就被肿瘤挡住了，这让医生很担心。医生说虽然结肠镜被挡住了，但直肠并不是完全闭塞了。所以姑姑的排便只能通过那狭窄的直肠一点一点地出来。如果再晚一点治疗，阻塞了就不好了。同时，结肠镜也给医生带出了肿瘤的细胞组织来化验，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知道结果。

事出紧急，所以姑姑还是幸运的不用排期治疗，而是马上展开治疗。除了一系列的抽血验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腹部的CT Scan和MRI扫描。虽然说姑姑隔病情紧急，但还不是最紧急的，中央医院的扫描部说他们还有更紧急的案件处理，不能给姑姑插队扫描。所以医生允许我带了姑姑暂时离开中央医院到私立医院去做CT Scan和MRI扫瞄。可是，从验血报告得知姑姑的钾（potassium）含量太低，必须要用点滴把钾元素补充好，否则钾含量太低会导致心跳不稳而导致昏厥。这大概是姑姑长期摄取钾不足，又加上因为要照结肠镜而禁食接近一天太虚脱了，医生估计需要2至3天才能恢复正常钾水平。而我们家人则可以在这两天去比较各大医院CT Scan和MRI扫描的价钱。最后姑姑在两天内成功恢复钾水平，医生批准到外面去进行扫描了，半天我们就扫描完成回到医院了。扫描大约用了RM2365。

经过8天的留院和扫描评估以后，医生认为呆在直肠里的肿瘤并没有扩散的迹象，肿瘤大约小于2 cm。医生们决定用手术切除肿瘤部位以绝后患。医生说，因为直肠大约有10 cm，若切除部分少过3 cm，直肠还是可以在切除以后衔接起来正常使用。不过在手术之后，直肠需要休息和恢复。会在肚子上开个造口（stoma）直接再造口上曝露大肠，再使用造口袋来收集排泄物。这个造口是暂时的，待直肠恢复健康以后便可以关闭。经过护士们的安排预约后，姑姑便出院回家等待定在12天后进行的手术。

姑姑在小的时候曾经住过医院，50多年前的医院是何等的落后和昏暗，又有很多鬼神之说让小时候的她害怕不已。现在得知必须要住院，嘴里说不要紧，可心里还是害怕得不得了。第一天住院的时候，我是全程陪着她在病房，晚上也陪伴她在医院过夜。所幸中央医院的设备和服务真的比起N年前好了太多了。姑姑在我陪伴她一晚后，完全不会害怕了。自己说晚上不用我陪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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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一向身体健康。直到家里的长辈们开始上了年纪了，病痛也开始了。

就在2016年的5、6月，68岁的姑姑经常不间断地投诉说腹痛。据她描述那痛是“暗痛”，大概是隐隐作痛的意思吧。除了腹痛，也经常腹泻。可奇怪的是每次所谓的腹泻，拍出来的只是一丁点、很稀的粪便。由于姑姑说没有很痛，家人也没有很认真的说要带他去看医生。更因为来临的7月全家要带着姑姑到英国去参加妹妹的毕业典礼，其实有一点鸵鸟的不去看医生。生怕看了医生之后若发生什么事，英国之旅便会泡汤。庆幸这趟英国之旅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也可能因为出游心情格外好，姑姑并没有向我们申诉说有很严重的腹痛。

从英国回来以后，姑姑的腹痛又卷土重来了，仿佛有越来越痛的迹象。一直拖到9月我们便把姑姑带到政府的Klinik Kesihatan （简称KK）去见医生。问诊之后医生给姑姑做了Fecal Occult Blood Test (FOBT)，看看粪便里有无血迹。在得知测试为阳性以后，便说明粪便里有血，医生当下便怀疑姑姑患有肠相关的癌症。小心为上的医生请姑姑在一星期后再次呈上粪便样本，再验一次FOBT。一个星期后，FOBT依然呈阳性。以医生的专业来说，FOBT依然不足以确诊，只是初步怀疑的阶段罢了。接下来，医生便为姑姑填写了结肠镜检查（colonoscopy）的表格和推荐信，嘱咐我们带她到槟城中央医院的Surgical Outpatient Department (简称SOPD，即手术门诊)去求诊。

第一次到中央医院，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深怕迷路呢。问到了SOPD的地点后，便到那里递上了KK医生推荐信。原来还不能当天面见医生的，只是拿了预约的时间。之后便到Day Care Unit （内镜日间护理单位）。递上了colonoscopy的表格和做预约。后来面见了手术科的医生，他们亦认同之前的医生的怀疑，认为做colonoscopy才是确诊的方法。同时，医生也发现姑姑的甲状腺（Thyroid）有点肥大，亦怀疑hyperthyroidism也可能导致她肠胃蠕动过于频密。

11月，姑姑等到了colonoscopy的当日。很可惜，结肠镜的镜头从肛门只进入了2-3 cm便无法进入，似乎有肿瘤阻碍。当下，医生便怀疑是直肠癌，即日便把姑姑直接送进病房留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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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生抗压能力真的不足？

报章投稿:异言堂

2/07/201718:11

每当看到有学生自杀的新闻，文章底下的留言通常都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 “又是一个草莓族”、“不能读书就去工作咯，为什么想不开”等等。

到底这些学生是真的抗压能力不足，还是压力真的太大？为了了解学生的压力，最近便参加了一些社会服务，到校园去听一听学生讲述他们为什么那么压力。原来除了学术以外，家庭、朋友、感情、和自身的问题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我们若要在学生身上找出压力的源头，没有一定的信任，学生是不会告诉你的。如果他们告诉你他们有自杀的念头，大人们第一句通常就会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可你又有没有想过，正正是因为父母他们才有寻死的念头？父母亲的期望、控制欲、漠不关心、吵架、离异都有可能让学生喘不过气来。尽管你我的父母亲是我们心目中是最完美、最伟大的，可还是有些父母是不懂得爱孩子的。孩子是被利用、用来炫耀、发泄甚至是泄欲的工具。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其实你我没有立场批判。

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很早熟，早早就谈恋爱了，可是我却不以为然。一个人心灵上的早熟通常是因为缺乏关爱而被逼出来的。关爱亦是人的基本需求，若无至亲的关爱，一个人势必要另寻他人来得到关爱，而恋爱正是得到关爱的主要管道之一。在没有至亲之爱作为抗压储备，一旦情海翻波，任谁都会崩溃的。更何况，还在求学的孩子，能有多少历练来看透情爱，难免会想用一死以解除他的痛苦。而我们大人有时只会说“好学不学，学人家谈恋爱”或者“都叫你们不要在求学时期谈恋爱的啦”。若孩子因为恋爱而意外怀孕、被强奸等，压力更是可想而知了。

有一个10岁的学生对我说，他想死。他说在学校没有人喜欢和他做朋友。尽管他努力地讨好朋友，和他们分享玩具、分享食物、甚至送礼物也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朋友都排挤他、打他、欺负他。向父母倾诉了以后，父母不以为然，只说不要和他们来往就好了。他说他不要这样，他要很多很多的朋友一起玩。我其实很心酸，不是因为朋友们欺负他，而是没有人正视他需要朋友的问题，更没有人教他如何调适没有朋友这件事。这能怪他那么冲动地寻死吗？很傻吗？社交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呀！他才10岁啊！

至于自身问题导致寻死，可以是病理的情绪病如忧郁症或精神分裂、也有可能因为自我要求太高、宗教、种族、外表或健康所带来的歧视问题。若歧视带出了霸凌，严重的可能会寻死。这些只要当事人寻求协助，很多事是可以解决的。可惜，很多时候是身边没有愿意放下偏见、愿意无条件相信他们的人，使他们不愿意表露心意。

在建立抗压能力的过程里， 学生本身是不是要背负所有的责任呢？这点很值得检讨。我想强调的是，孩子们的抗压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家长、学校和整个社会共同建立的。若说为什么以前比较少学生闹自杀？那是因为以前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学历还不算太高，学生们不用背负太大的期望。父辈给予我们的关爱和包容远胜于现代的学生拥有的，所以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抗压能力。也希望现今的父母和社会给予孩子们更多的关爱和包容，让他们拥有健康的心灵成为未来的主人翁。